齊白石藝術品在市場中的定位
(一)以賣畫刻印為生的藝術家
在中國歷史上，繪畫最初是民間畫工們的專職，篆刻印章源于鐫刻印工之手。在社會發展的進程中，宮廷畫家和以繪畫為職業的文人畫家異軍突起，鼎足而立；在士大夫文人中，研討篆刻之風氣日益盛行，出現了篆刻家群體與諸多流派。宋元至明、清之際，中國專職文人畫家逐漸成為畫壇的主流。在這些文人畫家中，有許多人靠賣畫刻印為生。如"康乾盛世"，有一大批畫家遷徙或流寓於地區，其繪畫交易市場十分活躍，堪稱當時繪畫商業的"大都會"。晚清至民國年間，在京華、滬上、嶺南等地，雲集了眾多以賣畫或刻印為生的專職畫家、篆刻家。齊白石先生便是這批藝術家中的佼佼者。
齊白石棄工從藝，從業餘"畫匠"到專職"畫師"，開始是為了"賣畫、刻字養家"，他的畫室曾冠之以"甑屋"。"甑"者，系煮飯用的器具，以示"其畫作為熟飯，以活餘年"（五十五歲刻"甑屋"印自注）。他還曾自刻一方"老為兒曹作馬牛"（印文）的印章。從這一側面，足見在白石老人的藝術中，賣畫、刻印也多是為了謀生之路。
舊時，中國的書畫家、篆刻家乃至文人墨客，為人寫字、作畫、刻印或撰寫詩文，屢屢可取得一定的金錢或物質上的報酬。這種酬勞方式，在我國由來已久，很早已有定規。其所獲得的報酬，稱之為"潤資"或"潤筆"等。至於所定的報酬標準，則稱之為"潤格"或"潤例"。這種報酬標準，多是"隨行就市"，成交是"兩廂情願"的事。
起初，齊白石曾以畫像為業。這生意不錯，幹這一行比畫其他題材的收入多。那時，我國流通的貨幣是秤量白銀。其形式、成色和重量不一。如銀錠有元寶、中錠、小錠、碎銀四種，它還有許多別稱。這種銀兩貨幣一市斤按十六兩計量。他為人家每畫一張人物像，可得到二兩銀子的報酬；可比較精細的畫像，他的潤資可高到四兩銀子。這種報償，對齊白石來說，當時是很滿意的。
齊白石專職從事繪畫的第二年，即一八九Ο年（庚寅），他在藝術上開始有了更高的追求。他兼畫山水、花鳥草蟲，收入比畫人物還划算，尤其是仕女畫的潤資則更高些。直到一九ΟΟ年（庚子），他的繪畫酬金劇增。有一次，他給江西一位鹽商大賈畫了一幅《南嶽衡山勝景圖》，全圖為十二堂通景屏，每堂相當於六尺中堂。這幅巨制潤資竟達三百二十兩銀子，平均每幅約三十七兩，這比起畫像時的酬勞要高出十幾倍。經過十年寒窗之苦，齊白石已不是單純為了"賣畫養家"了。從此，他在湖南地區的名聲越來越大，繪畫天地也越來越廣闊。
齊白石除了作畫賣畫之外，他也常為自己和別人刻印。刻印也同樣能收取適當的報酬。如一九Ο二年（壬寅），他首次出遊到陝西，與當時名士、詩人樊樊山相識，並為其刻了幾方印章，潤資竟達五十兩銀子，酬資可謂不菲。隨後，樊樊山為齊白石刻印訂了潤格。翌年，齊白石憑著自己積蓄了兩三千兩銀子。此後，他多次出遊，"廣結良緣"，生活逐漸有了轉機。
一九一七年（丁巳）至一九一九年（己未），齊白石正式定居北京。起初，北京人不喜歡他的畫風，一時受到冷遇。經友人陳師曾點撥，他意識到自己必須"破格"。民國初年，恰逢市場蕭條，銀元已成為流通貨幣。明、清時的名人字畫價格暴漲，比清末時的畫價高出十幾倍，而他畫的一個扇面，潤格僅標定兩個銀元，比當時一般畫家作品的價碼還便宜一半。即便是這麼低廉的標價，他的畫也很少有人問津，生意極其慘澹落寞。
齊白石聽從陳師曾的勸告之後，他自出新意，變通畫法，從此他的畫有了新的生機。一九二二年（壬戌）春，陳師曾帶著齊白石的幾幅山水畫赴日參展，結果是他的畫全部在日本東京售出，而且售價超常的高。一般的一幅畫能賣到一百銀元，而二尺長的山水畫竟可賣到二百五十銀元。此資訊不脛而走。齊白石一時名聲大噪，繪畫價位很快在北京猛增，潤資急劇上升，作品一時也非常暢銷。齊白石始終感念友人陳師曾對他的幫助。
二十年代末，徐悲鴻先生對白石老人非常尊崇。在一次畫展上，齊白石的一幅水墨《蝦趣圖》軸，初始僅標價八元。徐先生竟親自將其標價改為八十元，而且還在欄目上注明："徐悲鴻標價"。而他自己的展品《奔馬圖》卻標價七十元。
那時，求文人作詩也要付潤資。如一九二六年（丙寅），齊白石的父母去世，他請樊樊山寫了一紙碑文和一篇像贊，他按其賣文的潤格，付了筆資一百二十多元。可見，當時有才的書畫家等文人，日子還好過，潤資也不算低。
市場行情好時，也會出現"供不應求"和買者盈門的情況。每當"生意"景況如意之時，齊白石為了應付買畫求字的"客商"，或以防有人滋事，常在公佈"潤例"的同時亦要張貼一些"啟示"。其內容，多與"生意"相關。諸如：著色、工細者不畫，石質醜劣的圖章不刻等等。三十年代，由於求畫者頗多，自感又年老體弱，視力漸衰，因而不能多勞，"潤例"也較為苛刻。他曾在"啟示"中寫道："山水人物、工細草蟲、寫意蟲鳥皆不畫。指名圖繪，久已拒絕。"最後則注明："無論何人，潤金先收。"
而在亂世之時，他的"啟示"另有一番特色。一九三七年（丁醜），北平淪陷。齊白石深居簡出，很少與人交往，尤其禁忌與官人往來。此時，他輕易不見客，拒絕一切應酬，在一則啟示中雲："送禮者不報答；減畫價者不必再來；要介紹者莫要酬謝……"並曾寫過"畫不賣與官家，竊恐不詳"之類的告白。同時，還曾設法叫看門人"擋駕"。此間，賣畫生意慘澹，且一度擱淺。一九三九年（己卯），物價上漲，開支增加，為了維持生活，他不得不再賣畫刻印。這時他賣畫的潤格，尺紙僅得六元零二角錢。一九四三年（癸未），國內古董文玩字畫業正處於衰退時期，他不得不在家門口貼出"謝絕賣畫"的告示。
影響畫家作品價位因素是多方面的。它往往受國內外經濟、政治環境的制約。通貨膨脹、貨幣貶值，會使畫家心寒意冷。一九四五年（乙酉），日本投降後，齊白石恢復了賣畫刻印的生活。一九四六年（丙戌），他參加在南京、上海舉辦的畫展，所帶去的二百多幅畫全部售出，潤資全是"法幣"，一捆一捆的數目相當可觀。實行"法幣"政策，是國民黨當局於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四日推行的。抗日戰爭和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時，由於出現了惡性通貨膨脹，法幣急劇貶值。齊白石回到北京後，這些錢連十袋面都買不到，"法幣"幾乎成了廢紙。當時，在飯館裏吃一頓飯，要耗資千萬元以上。接著，國民黨當局於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九日發行了"金圓券"以取代已崩貴的"法幣"。當時的收兌比率是一圓"金圓券"折合三百萬元"法幣"。致使"金圓券"貶值，物價飛漲，民不聊生。而一些囤積居奇的掮客或富商大賈，一時看中齊白石的畫可以保值、升值或發財，於是爭先恐後成批訂購他的畫，一訂就是幾十張或幾百張。齊白石的案頭積紙如山，但交件後換回的是一大堆如同廢紙的鈔票，一張畫的潤資竟還買不到幾個燒餅。貨幣貶值，觸目驚心。齊白石只得被迫歇業，又推出"暫停收件"的告示。
新中國成立初年，我國經濟正處於恢復期，百廢待興，人民的物質生活水準很低，文化消費剛剛起步。那時，齊白石繪畫的潤格，一般的每平方尺僅四元，而工筆草蟲、山水、人物則要加倍。其間，有些知名人士或熟人私下買他的畫，普通的畫價約十元，其他畫價也酌增。由於社會條件和人們觀念的限制，即便是如此低廉的價格，一般人也難以問津。
建國以來，在五、六十年代，我國實行的是計劃經濟。尤其是"閉關鎖國"的經濟政策，制約了國民經濟和文化事業的蓬勃發展。就藝術家的藝術產品而言，價格與價值相背離，即價格不能真正客觀地體現其價值。此間，尤其是在齊白石老人于一九五七年（丁酉）去世之前，他的繪畫價位，在國內外藝術品市場的定位仍然是不盡如人意的，其售價或出口外銷價格總是背離價值規律的。齊白石繪畫價格，少則幾十元，多則百元或千元。無數齊白石的藝術品佳作無端地流失海外，造成幾乎是無法挽回的巨大的損失。對於這一令國人痛心疾首的事實，連九泉之下的白石老人想必也會扼腕痛惜和感傷。
至於十年浩劫期間，齊白石繪畫藝術品更是慘遭損毀或破壞的厄運，其價值已被扼殺，其價格更無從談起。這歷史的悲劇不會重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