齊白石藝術品在市場中的定位

2020-09-08 17:01:56 广建文化
齊白石藝術品在市場中的定位

     (一)以賣畫刻印為生的藝術家

在中國歷史上,繪畫最初是民間畫工們的專職,篆刻印章源于鐫刻印工之手。在社會發展的進程中,宮廷畫家和以繪畫為職業的文人畫家異軍突起,鼎足而立;在士大夫文人中,研討篆刻之風氣日益盛行,出現了篆刻家群體與諸多流派。宋元至明、清之際,中國專職文人畫家逐漸成為畫壇的主流。在這些文人畫家中,有許多人靠賣畫刻印為生。如"康乾盛世",有一大批畫家遷徙或流寓於地區,其繪畫交易市場十分活躍,堪稱當時繪畫商業的"大都會"。晚清至民國年間,在京華、滬上、嶺南等地,雲集了眾多以賣畫或刻印為生的專職畫家、篆刻家。齊白石先生便是這批藝術家中的佼佼者。

齊白石棄工從藝,從業餘"畫匠"到專職"畫師",開始是為了"賣畫、刻字養家",他的畫室曾冠之以"甑屋"。"甑"者,系煮飯用的器具,以示"其畫作為熟飯,以活餘年"(五十五歲刻"甑屋"印自注)。他還曾自刻一方"老為兒曹作馬牛"(印文)的印章。從這一側面,足見在白石老人的藝術中,賣畫、刻印也多是為了謀生之路。

舊時,中國的書畫家、篆刻家乃至文人墨客,為人寫字、作畫、刻印或撰寫詩文,屢屢可取得一定的金錢或物質上的報酬。這種酬勞方式,在我國由來已久,很早已有定規。其所獲得的報酬,稱之為"潤資"或"潤筆"等。至於所定的報酬標準,則稱之為"潤格"或"潤例"。這種報酬標準,多是"隨行就市",成交是"兩廂情願"的事。

起初,齊白石曾以畫像為業。這生意不錯,幹這一行比畫其他題材的收入多。那時,我國流通的貨幣是秤量白銀。其形式、成色和重量不一。如銀錠有元寶、中錠、小錠、碎銀四種,它還有許多別稱。這種銀兩貨幣一市斤按十六兩計量。他為人家每畫一張人物像,可得到二兩銀子的報酬;可比較精細的畫像,他的潤資可高到四兩銀子。這種報償,對齊白石來說,當時是很滿意的。

齊白石專職從事繪畫的第二年,即一八九Ο年(庚寅),他在藝術上開始有了更高的追求。他兼畫山水、花鳥草蟲,收入比畫人物還划算,尤其是仕女畫的潤資則更高些。直到一九ΟΟ年(庚子),他的繪畫酬金劇增。有一次,他給江西一位鹽商大賈畫了一幅《南嶽衡山勝景圖》,全圖為十二堂通景屏,每堂相當於六尺中堂。這幅巨制潤資竟達三百二十兩銀子,平均每幅約三十七兩,這比起畫像時的酬勞要高出十幾倍。經過十年寒窗之苦,齊白石已不是單純為了"賣畫養家"了。從此,他在湖南地區的名聲越來越大,繪畫天地也越來越廣闊。

齊白石除了作畫賣畫之外,他也常為自己和別人刻印。刻印也同樣能收取適當的報酬。如一九Ο二年(壬寅),他首次出遊到陝西,與當時名士、詩人樊樊山相識,並為其刻了幾方印章,潤資竟達五十兩銀子,酬資可謂不菲。隨後,樊樊山為齊白石刻印訂了潤格。翌年,齊白石憑著自己積蓄了兩三千兩銀子。此後,他多次出遊,"廣結良緣",生活逐漸有了轉機。

一九一七年(丁巳)至一九一九年(己未),齊白石正式定居北京。起初,北京人不喜歡他的畫風,一時受到冷遇。經友人陳師曾點撥,他意識到自己必須"破格"。民國初年,恰逢市場蕭條,銀元已成為流通貨幣。明、清時的名人字畫價格暴漲,比清末時的畫價高出十幾倍,而他畫的一個扇面,潤格僅標定兩個銀元,比當時一般畫家作品的價碼還便宜一半。即便是這麼低廉的標價,他的畫也很少有人問津,生意極其慘澹落寞。

齊白石聽從陳師曾的勸告之後,他自出新意,變通畫法,從此他的畫有了新的生機。一九二二年(壬戌)春,陳師曾帶著齊白石的幾幅山水畫赴日參展,結果是他的畫全部在日本東京售出,而且售價超常的高。一般的一幅畫能賣到一百銀元,而二尺長的山水畫竟可賣到二百五十銀元。此資訊不脛而走。齊白石一時名聲大噪,繪畫價位很快在北京猛增,潤資急劇上升,作品一時也非常暢銷。齊白石始終感念友人陳師曾對他的幫助。

二十年代末,徐悲鴻先生對白石老人非常尊崇。在一次畫展上,齊白石的一幅水墨《蝦趣圖》軸,初始僅標價八元。徐先生竟親自將其標價改為八十元,而且還在欄目上注明:"徐悲鴻標價"。而他自己的展品《奔馬圖》卻標價七十元。
那時,求文人作詩也要付潤資。如一九二六年(丙寅),齊白石的父母去世,他請樊樊山寫了一紙碑文和一篇像贊,他按其賣文的潤格,付了筆資一百二十多元。可見,當時有才的書畫家等文人,日子還好過,潤資也不算低。

市場行情好時,也會出現"供不應求"和買者盈門的情況。每當"生意"景況如意之時,齊白石為了應付買畫求字的"客商",或以防有人滋事,常在公佈"潤例"的同時亦要張貼一些"啟示"。其內容,多與"生意"相關。諸如:著色、工細者不畫,石質醜劣的圖章不刻等等。三十年代,由於求畫者頗多,自感又年老體弱,視力漸衰,因而不能多勞,"潤例"也較為苛刻。他曾在"啟示"中寫道:"山水人物、工細草蟲、寫意蟲鳥皆不畫。指名圖繪,久已拒絕。"最後則注明:"無論何人,潤金先收。"

而在亂世之時,他的"啟示"另有一番特色。一九三七年(丁醜),北平淪陷。齊白石深居簡出,很少與人交往,尤其禁忌與官人往來。此時,他輕易不見客,拒絕一切應酬,在一則啟示中雲:"送禮者不報答;減畫價者不必再來;要介紹者莫要酬謝……"並曾寫過"畫不賣與官家,竊恐不詳"之類的告白。同時,還曾設法叫看門人"擋駕"。此間,賣畫生意慘澹,且一度擱淺。一九三九年(己卯),物價上漲,開支增加,為了維持生活,他不得不再賣畫刻印。這時他賣畫的潤格,尺紙僅得六元零二角錢。一九四三年(癸未),國內古董文玩字畫業正處於衰退時期,他不得不在家門口貼出"謝絕賣畫"的告示。

影響畫家作品價位因素是多方面的。它往往受國內外經濟、政治環境的制約。通貨膨脹、貨幣貶值,會使畫家心寒意冷。一九四五年(乙酉),日本投降後,齊白石恢復了賣畫刻印的生活。一九四六年(丙戌),他參加在南京、上海舉辦的畫展,所帶去的二百多幅畫全部售出,潤資全是"法幣",一捆一捆的數目相當可觀。實行"法幣"政策,是國民黨當局於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四日推行的。抗日戰爭和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時,由於出現了惡性通貨膨脹,法幣急劇貶值。齊白石回到北京後,這些錢連十袋面都買不到,"法幣"幾乎成了廢紙。當時,在飯館裏吃一頓飯,要耗資千萬元以上。接著,國民黨當局於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九日發行了"金圓券"以取代已崩貴的"法幣"。當時的收兌比率是一圓"金圓券"折合三百萬元"法幣"。致使"金圓券"貶值,物價飛漲,民不聊生。而一些囤積居奇的掮客或富商大賈,一時看中齊白石的畫可以保值、升值或發財,於是爭先恐後成批訂購他的畫,一訂就是幾十張或幾百張。齊白石的案頭積紙如山,但交件後換回的是一大堆如同廢紙的鈔票,一張畫的潤資竟還買不到幾個燒餅。貨幣貶值,觸目驚心。齊白石只得被迫歇業,又推出"暫停收件"的告示。

新中國成立初年,我國經濟正處於恢復期,百廢待興,人民的物質生活水準很低,文化消費剛剛起步。那時,齊白石繪畫的潤格,一般的每平方尺僅四元,而工筆草蟲、山水、人物則要加倍。其間,有些知名人士或熟人私下買他的畫,普通的畫價約十元,其他畫價也酌增。由於社會條件和人們觀念的限制,即便是如此低廉的價格,一般人也難以問津。

建國以來,在五、六十年代,我國實行的是計劃經濟。尤其是"閉關鎖國"的經濟政策,制約了國民經濟和文化事業的蓬勃發展。就藝術家的藝術產品而言,價格與價值相背離,即價格不能真正客觀地體現其價值。此間,尤其是在齊白石老人于一九五七年(丁酉)去世之前,他的繪畫價位,在國內外藝術品市場的定位仍然是不盡如人意的,其售價或出口外銷價格總是背離價值規律的。齊白石繪畫價格,少則幾十元,多則百元或千元。無數齊白石的藝術品佳作無端地流失海外,造成幾乎是無法挽回的巨大的損失。對於這一令國人痛心疾首的事實,連九泉之下的白石老人想必也會扼腕痛惜和感傷。

至於十年浩劫期間,齊白石繪畫藝術品更是慘遭損毀或破壞的厄運,其價值已被扼殺,其價格更無從談起。這歷史的悲劇不會重演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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